煎酿三宝[电影解说]

　　一位年老的推销员在失去工作后试图与家人和睦相处，并同时面临着个人的转折。

简介：导演：唐敬睿
　　魏振海的影响远未结束.后来导演唐敬睿根据此事拍摄了十集电视剧《西安大追捕》,此片播出后,在陕西地反响极大.
　　一个死刑犯真实的越狱--------中国版
　　魏振海，绰号“小黑”，27岁，原籍山东聊城。暴力犯罪团伙，抢劫、杀人、贩毒等无恶不作.
　　魏家兄妹8人，他排行老五。少年时的魏振海，聪明但不好学，常与同学打架。到了中学，常纠集一些地痞惹事生非，很快就成了一霸。在校外也是一害，。在其16岁时，学校看大门的老汉不让他们进校扰乱，他竟掏出刀一手将这老头砍了7刀，造成重伤害，也因伤害罪判5年徒刑。
　　服刑期满后，他不但恶习未改，反而更加凶残。1985年6月,刚刚出狱,就伙同金林、张谨玉在西宁火车站商埸盗窃价值4万多元的冬虫夏草等中药材,在西安市销脏得1.8万元。为了避风,逃到河南许昌,在小饭馆为了争一条凳子杀死一人,重伤一人.在峨眉山因为琐事将张谨玉推下山崖.之后，他流窜到社会，纠集出狱的“难友”多次抢劫。
　　魏振海智商极高，熟读法律,马列主义和毛选. 还在牢里学习过日语. 平时装得很有文化的样子，常穿一中山装，上衣兜里插两只钢笔，知道大隐隐于市的古训，常常念叨一句孙中山的名言：愈挫愈奋。组织了一个团伙，口口声声组织长组织短的教训手下，规定组织严禁贪污腐化，严禁搞女人.出狱后的魏振海，在西安火车站、尚俭路、太华路等一带织就了一张进可作案、退可藏身的“黑网”，他也成为这些地区的“闲人”首领。魏在道上的名声极大，去云南避祸的时候当地几个大毒枭亲自迎接，风头十足。
　　魏振海不仅心狠手毒，胆大妄为，而且阴险狡诈，工于心计。他居无定所，行无定踪，就是在路上碰见他的哥儿们，谈话也不会超过5分钟。由于他的诡秘，加上他那一伙小兄弟们的掩护，警方几次追捕都漏网。一次他们从云南买枪回来，到郊外河滩试枪，魏振海突然将枪口指向一个手下，就要开枪，那个手下忙求饶，再加上其余人拉住，那个手下捡回了一条命。
　　在犯下数起重大命案后,西安警方苦苦追查,在1987年6月30日,终将其擒获,判为死刑.
　　越狱
　　魏振海被关在西安市某监狱的5号牢房，上戴手铐，下拖脚镣，躺在特制的死刑犯床架上。牢房里有管教干部派来的两名轻刑犯，为他喂水喂饭，并防止他自杀或行其他不轨之举。
　　按规定,收监的人犯都必须解下裤带、鞋带,去掉衣服上的金属饰物,为的是防止犯人自杀自残。一天,武警战士打开号子,对监舍进行例行检查。不巧的很,刚查到魏振海所在的号子,隔壁的犯人就发生了激烈的殴斗。战士们闻声前去制止,一位入伍不久的新战士竟在忙乱间把带进来的钳子掉在了地上。魏振海一把将钳子抓到手,拴在布条上,吊在茅坑的木板下面。后来,战士发现钳子丢失,虽经多名战士里里外外挖地三尺找了多遍,也没能找到。
　　一天夜里，魏振海向这两名犯人谎称自己有100万巨款，放在广州市白云区越秀路某某号一个朋友家里.自己今生今世无法享用了，就给你们。你们出狱后，就立即到广东找我那位朋友，将那笔巨款分了.两犯人就让他写个字据,魏振海说打开手铐才能写.随后,每到夜深人静,魏振海就开始了他的工作。他先用钳子从铺板上起下两枚大铁钉,又用铁钉和钳子撬砸脚镣,砸开后再用布条缠好,用泥巴糊住。两名犯人在他的威逼利诱下,每天晚上都搭着人梯锯着窗上的铁条。同监犯人都知道魏振海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神,谁也不敢向看守人员报告。他们的越狱准备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1988年3月28日凌晨3时许,眼看一切准备就绪,时机已经成熟。魏振海手执铁钳,指挥两名犯人用被子撕成的布条把同号人犯一一捆绑起来,堵住嘴巴。他们用力拉断窗上的铁条,一个按一个地翻了出去。铁窗外正好是一排平房,恰在哨兵视线之外。他们弯着腰,沿平房屋顶走到尽头,跳进一所猪圈。随后,又找到一架施工用的竹梯,将它靠在高高的墙上。
　　魏振海躲在阴暗处，寻觅着越狱路线。四周是5米多高的围墙，上方还有高压电线，两手空空是没有希望逾墙逃跑的；监狱的大铁门紧锁着，但旁边有一扇侧门却可以出入。门口不可能没有战士执勤，溜出去的希望也微乎其微。但覆水难收，只能拿这条已不属于自己的性命再搏一把，以求一逞。硬着头皮走到大门，居然一个人都没有。
　　当夜值班的新战士小吴，因为首次独立上岗，不免有些紧张。夜深人静，他更是不敢掉以轻心。忽然，他发现监墙西北角的探照灯不知什么时候熄灭了，形成一大片阴影。他径直地走过去，一扭头，看到有三条人影走出了大门。
　　小吴赶紧跑到哨楼，打电话向当晚值班的管教干部做了报告。
　　管教干部接到报告后也很紧张，赶紧来到监区，首先就去察看5号监房，因为里面关押的是临刑的死囚。打开手电，死刑犯还静静地躺在床上———忙中出错，他没意识到另外两轻刑犯已不知去向，更没有进去识别一下，殊不知狡猾的罪犯在逃跑前恰恰在床上做了一点“伪装”，玩了一个“空城计”。
　　不久,被捆绑的人犯挣脱开来,发出了喊声。看守人员当即鸣枪,全体武警和干警立即行动,一方面报告上级,一方面以看守所为圆心,在警犬的带领下迅速向四面八方搜索。刘平局长在家里接到报告,当即命令刑警、特警和武警指战员,以及市局机关全体公安干警立即行动起来,全面封锁一切交通要道,加强对机埸、火车站、汽车站的控制,务必把魏振海堵截在西安市。
　　天刚麻麻亮,所有警力已经按时按地布署完毕,整个西安市就象一只密不透风的铁桶,连只苍蝇也甭想飞出去。两名犯人很快落网,但是魏振海在众多道友的帮助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案子拖了一年多没破，并且一点线索都没有，以致经常发生抓错人的事情，西安人民谈小黑（魏振海小名小黑）色变，办案警察更是压力重重，负责此案的王爱军精神几乎疯狂，因为小黑说过要杀他全家。
　　在销声匿迹整整20个月后，魏振海突然在一起震惊全市的特大杀人抢劫爆炸案中露出端倪。
　　1989年11月25日，四名案犯窜入个体户岳德林家中，杀死岳德林，杀伤其妻。当干警前往抓捕时，又被罪犯扔出
　　的手榴弹炸伤。四犯杀人爆炸后，抢走现金13．8万元。西安市刑侦部门认定此案系魏振海及其同伙王玉安、郭公道、谢峰等四犯所为。
　　落网
　　最后魏振海的落网也相当离奇。有一次魏振海的手下的一个女人过生日，魏振海没去，几人又胡乱试枪，走火打碎自家玻璃，子弹穿过冬天的楼区空地射向对面一个教师的屋墙上，可以想见教师的惊慌，派出所来了，那些人把枪扔到楼下雪地里，此事惊动了魏振海和办案警方.
　　1990年1月30日,警方在魏振海可能出现的几个地点设伏抓捕，精兵强将都布在了别处，唯独对魏振海一个已经被抓的手下家里没有在意，派了一个很老实的警员朱瑞华和一个武警蹲坑。
　　中间只等来了一个捉老婆奸的男人。一天没有动静，等到晚上七点左右的时候。有人敲门，朱瑞华开门，当时朱瑞华没有看清，就把他放进来了，那人一进门就把枪顶在了朱瑞华的太阳穴，此时朱才认出这就是魏振海。
　　魏振海一直留着大胡子，那天他也预感不好，就把胡子刮了个干干净净，再加上天黑，朱瑞华就没有认出来。枪盯在了脑门朱瑞华脑袋轰的炸了，一把扑向魏振海，魏振海一搂扳机，枪居然卡壳了，没响。朱瑞华疯狂了，卡住魏振海的脖子，也终于认出了魏振海，二人死命搏斗，一边大喊是魏振海，是魏振海。
　　武警拿着长枪不敢开枪，因为此时魏振海和朱瑞华抱在一起从楼上滚到了楼下。朱瑞华紧紧搂住魏振海不放，好不容易把魏振海擒住。这时局长刘平闻讯赶过来，揪起魏振海的头发，咔嚓照了一张照片，获了当年的新闻照片奖。
　　那把枪也神奇之极。那是一把老式的白朗宁手枪，只有四发子弹，前天晚上魏振海在藏匿地把枪拿出来擦了又擦，把四发子弹也擦了又擦，还是不放心，就把两颗六四子弹放在最上面。因为白朗宁子弹是旧的,六四子弹是新的。而两种子弹一般情况下通用。
　　但就是这颗六四子弹救了朱瑞华的命。朱瑞华因抓捕有功，被公共安全专家部授予二等功。
　　更加离奇的是，负责预审的一个老警察在抓住魏振海后到楼外验枪，一扣扳机，子弹顺利击发。
　　1990年3月8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抢劫、盗窃、故意伤害、贩卖毒品、非法买卖枪支弹药和脱逃罪,判处魏振海及其同伙谢峰、王玉安、郭公道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但是魏振海的影响远未结束.后来导演唐敬睿根据此事拍摄了十集电视剧《西安大追捕》,此片播出后,在陕西地反响极大.
　　几年之后,一则推销药品的电视广告在古城西安闹得沸沸扬扬。原因是这部广告片的主角是在电视剧《西安大追捕》中饰演罪犯———“杀人恶魔”魏振海的演员。
　　一广告公司竟追求所谓“名人效应”，由演员饰演的“魏振海”的广告形象又出现在古城观众的面前。一时间引起了群众的强烈愤慨。一些受害者家属更是气愤之极。
　　西安市公安局参与此案的三位干警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谴责这种做法。
　　西安市委宣传部听到群众的呼声后，立即责令电视台停止了广告播出，并对负责广告的当事人进行了批评。
　　“杀人恶魔”广告，终于在市委宣传部门、工商部门的干预下停播了，但是它留给人们的思考却远没有结束。
　　魏振海语录:
　　"你们翻开美国法律、英国法律看看,没有证据是不能定罪的!"
　　"枪是在我身上,但我只是防身,没有用它干坏事。"
　　"是这支枪并不能说明是我扣动的扳机,对不对?"
　　"枪在谁的手里我不能讲,我只能保证不在我手里。再说,我为什么要杀人呢?毛主席说过,'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与你刚才讲的那个魏什么,一无怨二无仇,相反,我们五百年前还是一家,我为啥要杀她?!"
　　"你(警察)这个人讲话太粗鲁,我从来不跟粗人打交道……"
　　面对自己的罪行时说:"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都是血淋淋的"文字文字文字文字

地狱村是一个与世隔绝、没没无闻的偏远乡村，某天，村里一名年轻女子正准备举行婚礼，却被一个长相诡异的陌生人打断，随后，村里发生一连串惨绝人寰的谋杀案，死状都与古代巫术「骷髅酒」有关，这座村庄黑暗的过去也即将被揭开……

　　戚小光扛着摄像机，原本是要拍一个“很主旋律”的题材，一个有爱心的女人做好事的故事。可是，当跟着这个女人左转右转进了一条胡同，顺着黑洞洞的楼梯上二楼，推开那扇铁门，他整个人惊呆了。
　　人！全是人！20多个女人，像沙丁鱼一样密集地躺在高低床上。
　　床就像偷工减料的木匠随意搭成的，高低不平，有的床腿拿砖头、铁桶垫着。一个挨着一个的铺，铺上一条条打着补丁、抹布一样分不清底色的床单。外墙上贴着“上门打针”、“见证收款”、“高价收药”、“招聘”等花花绿绿的广告，其中一张A4纸写着：住宿24小时：2元。
　　2元，这就是人头攒动的原因。
　　机器就那么静静地转着，戚小光突然“心里汹涌澎湃”，尽管处在同一座城市里，这却跟他生活的世界完全不同。
　　这个吉林省吉林市电视台的记者，对农民工忙碌的场面一点儿也不陌生。他有时候也会想：夜幕降临时，他们像蚂蚁一样消失了，消失在哪里？这一次，他找到了“蚂蚁穴”，他决心拍这个“消失的故事”。
　　这一拍就是5年。搭档们一个个离开了，只有他坚持下来。到最后，他都数不清素材到底有多少，“反正一分钟不歇，电视至少能播上一个月”。
　　纪录片的名字很简单，取自这家旅馆阳台，蜘蛛网般的电线掩映下，一个不起眼的半米高的广告牌——女子宿舍。
　　“哭！哭当啥用，白扯！”
　　张燕秒拖拉着3岁大的小芳找到这个半米高的广告牌时，是14年前一个冬天的上午，母女俩第一次进城的时候。
　　14年后这个盛夏的午后，她们仍然住在这里。床还是那张床，连床板上垫的海绵、纸壳子都没变过，唯一不同的是，45岁的张燕秒两个月前腿坏了，再爬不了上铺，小芳已经17岁，不再跟妈妈挤在一起睡，住在另一张床上，也要单花一份钱。
　　张燕秒第一次坐在这间宿舍时，跟人哭诉自己的丈夫死去，扔下两个月的女儿，草房土地被占，日子过得“像腌渍的烂白菜”一样。14年来，几乎每来一个新人，都会坐床头哭诉一番，哭诉的理由无外乎离婚、被打、亡夫、子女不孝顺……就像一个单项或多项选择题。可不用多久，就有人敲着床板，不耐烦地呵斥：“哭！哭当啥用，白扯！”
　　当这些眼泪顺着老妇人皱巴巴的脸、少妇花样的脸，甚至孩子光滑的脸，滑落时，戚小光从没有给过特写，甚至哭得太凶的镜头，他会删掉，因为“眼泪只是她们生活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日子稍长些，这些苦命的女人不再说这是“难民营”，说这里是“常驻大使馆”，这里的女人不是“天使”，就是“大使”。这里的女人藏龙卧虎，能“上天入地”。上天就是能上工地盖楼，下地是能“修地球”。
　　这里寸土寸金。躺下时，真正属于她们的空间也就比一个人略大。所有人下地时，属于她们的空间不及她们的一双鞋子大。行李压在各自枕头下，因为把包寄存在老板娘住的4平方米的小屋，需要一个月支付10元。
　　这里只有一个水龙头，每天流出吸管般细细的自来水，女人们用它解渴、吃药、洗头、冲澡——哪怕在零下30摄氏度的冬天，哪怕喝需要用热水化开的感冒冲剂。
　　钱是每天算的，老板娘挨个收钱时，有的从餐巾纸里掏出两个钢崩儿，有的解开裤子从内裤的口袋里掏钱，有的从随身的矿泉水瓶里扯出两张一元的纸票。
　　没有人会“阔气”地拍出一个月的住宿费。她们会像“候鸟”一样离开，一旦找到提供住处的打工地，她们就会搬家。等工地的活儿结束了，她们又会回到这里，寻找下一个打工地。这里就像驿站，像她们生活半径辐射开去的那个圆心。
　　一年又一年，周而复始。
　　宿舍楼下就是劳动力广场。严格地说，这不是广场，而是4条胡同构成的十字路口。这里距离繁华并不是太远，具体来说，距离火车站步行5分钟，距离长途汽车站步行4分钟，距离吉林市医院500米。
　　胡同里有朝鲜小吃，有卖90元一斤人参的老店，有叫“桃姐”之类的数不清的职业中介。天晴时，胡同里摆满了小黑板，有招聘司机专栏、保姆专栏、出国打工专栏。
　　把镜头往后拉，再往后拉，这个亮着4盏灯的60多平方米的女子宿舍，就湮没在这个上世纪80年代初建成的7层老楼里，湮没在这普通的巷道里，湮没在这400多万人口、满语意思是“松花江边的城池”的吉林市里。
　　“尽是些笨手笨脚的妇人，太老了！”
　　相比这个2元一天的居所，打工的老板提供给张燕秒们的住处要“敞亮得多”。
　　到黑龙江种稻子时，她们就住在田旁边的露天大棚子里，能看见满天星星。在乡下养猪，就自己在猪圈旁垒房子，“要多大有多大”。
　　10月一下雪，女人们能找的工作多是在餐厅刷碗，穿两双袜子套大胶鞋，站在到处是污水的地上不停地刷，那些碗怎么也刷不完，“一天17元”。
　　来钱最快的是上建筑工地，像男人一样筛沙子、捣灰、搬砖，一天赚70元。可这活儿，女人大多“吃不消”。
　　整个漫长的冬天，女子宿舍的女人都盼着雪快些融化，春天来了，地里就热腾了。
　　春天，她们可以住到农户家捡木耳，捡完这家捡那家，“扫荡整个村庄”。一天干14个小时，赚上50元。
　　夏天，她们可以坐票价7．50元的长途汽车，去一个叫乌喇街的地方剪毛葱。在农户家里剪，一毛钱一斤，在地里剪，一毛二一斤。不消说，女子宿舍同去的6个女人都选择了多赚这两分钱。她们要天不亮，走6里地到田头。等到黎明来临时，剪刀的“咔嚓”声已经在田地回响了。等到三天后，她们的口袋多了近100元钱。
　　如果手脚够麻利，掰苞米也是不错的选择。一群人一字排开，边走边掰。在望不到头的大平原上，最快的人一天拿70元,最慢的人拿20元。
　　她们最最喜欢的还是在城里发广告，一天能赚65元。最暴富的一次，是老板娘带领大家去水泥厂种树，一天赚了95元，创了最高纪录。可再也没第二次了，人家说：“尽是些笨手笨脚的妇人，太老了！”
　　戚小光不拍这些宏大的“劳动场面”，因为这些大家都看得见。他更愿意守在那个逼仄的宿舍，等人回来。
　　人回来了，没活儿干，也不打紧，到楼下站着。
　　劳动力广场上，人们天然地分出区域来。男人站在马路的一边，女人站另一边，穿着皮鞋、开着小轿车的雇主就穿行在马路中间，雇主喊一句“焊工、瓦工”，就有一群人围上去，讨价还价，报价低的抢了报价高的单，就会发生拳头之争。这是几乎每天发生的事儿。
　　冬天，雪花飞舞，找活儿的男男女女把手抄在袖子里，找工作的牌子悬挂在手小臂处，冻得直跺脚。戚小光就踱在这人群里，等他把机器从大衣怀里掏出来时，有人拦着镜头喊：“拍什么拍，电影都是假的，只有战争片是真的。”
　　张燕秒腿没疼之前，一直比较抢手，她不用站多久，就能找到活儿干。她关节粗大，看上去一身蛮力。
　　而她同屋，对角线床上的68岁的宋淑文，就远没有这么幸运了。她站在马路旁两个多月了，没有一个雇主跟她搭话，“她太老了”。
　　尽管出门前，她穿上了带花边的干净裤子，还用捡来的铅笔画了眉，用捡来的雪花膏，把脸涂得白白的，她跟人家说她只有“59岁”。
　　她有个秘密，连同住了十年的张燕秒也没告诉。一个月来，她的左眼疼得厉害，最初眯一晚还能好些，现在针扎一样疼，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她滴了快10瓶眼药水了，也没见好。
　　“现在盼一天黑一天，眼前越来越黑了！”她叹着气，分不清眼里淌下的是泪水，还是药水。
　　因为一只眼，她的雪花膏涂不匀，左脸黑一块白一块，她给空矿泉水瓶灌水时，对不准口儿，洒了一地。她不敢告诉任何人眼睛的事儿，她怕消息传到楼下的市场里，就“再也找不到工作了”。
　　这些打工者私底下的生活，正是戚小光想要的东西。但宋淑文始终躲着他的镜头，她拒绝“照相”，她说：“出来打工10年了，人都以为我发了大财，见笑呀！”
　　“我要走得远远的，再也不回这里，我恨这里”
　　镜头里一闪而过的，多半是那些皮肤皱巴巴、嘴角耷拉的中老年妇人的脸，唯独当转向皮肤紧绷、眉目清秀的小芳时，镜头停留了两秒，整个画面一下子生动、鲜活起来。
　　17岁的小芳，童年、青春期、少女时代几乎都跟这宿舍脱不了干系。14年里，她间或离开过女子宿舍。妈妈打工到哪里，她的家就在哪里，住过农户家、住过桥洞、住过火车站。
　　7岁那年，她被送到了乡下的小姨家读书，可二年级上学期一结束，因为家里没钱，她就被迫退学了。她的学历是“1．5”年级，尽管她很喜欢学校，她还记得班主任是个扎着马尾辫、爱穿米色西服、很有气质的女老师。
　　最近，她离开了女子宿舍，走时，她跟妈妈说：“我要走得远远的，再也不回这里，我恨这里。”
　　可她走得一点儿也不远，她打工的餐厅距离这个宿舍不过七八分钟的车程。她喜欢那家提供住处的餐厅，尽管床只是餐厅的几把椅子拼凑起来的，可那里能上网，能看电视，能听客人谈“世界杯”，她喜欢那里“飘着油烟味的自由的空气”。
　　这些，戚小光的镜头是捕捉不到的，而戚小光也没打算用任何旁白去解释，他只打算静静地用镜头“打量”这个孩子。
　　镜头里，她总是把妈妈甩后头老远，跟妈妈吵架，一副厌恶女子宿舍、不喜欢妈妈的样子。妈妈说，小芳长大了，心野了，巴不得走得越远越好，“一心只想赚大钱”。
　　这个13岁就开始打工的姑娘，认为“自由价更高”。只要打工的地方能“提供住处”，她宁可工钱少点儿。
　　她一心想离开女子宿舍，她说这里的人都为下顿饭活着，她们眼里只有“钱！钱！钱！”。她讨厌劳动力广场，她说这里的男人都是“臭男人”。
　　在这条街里，她处处显出些许优越性。这张少女的脸只需在楼下的劳动力广场晃晃，不出10分钟，就能找到活儿。当然，凑上来的很多中年男人，不怀好意，介绍乱七八糟的工作。她也确实上过当。
　　晚上，有小芳的女子宿舍也多是热闹的。旁边的男子宿舍不断有人过来跟她唠嗑，请她吃饭，给她买“五六块一斤的超大号苹果”，夸她“有着地球引力般的吸引力”。甚至一个36岁的中年男人，求爱不得，写下血书：芳芳：你好，多保重！21点09分。
　　当镜头里，血淋淋的血书在上铺展开，小芳从上铺跳下来，快速消失掉时，整个画面一下子快“窒息了”。
　　小芳从来就不认为自己属于这里。天一亮，她就出门，她一分钟也不愿在宿舍多待，哪怕外面飘着鹅毛大雪，她踩着雪在空旷的街上游荡。她去过附近几乎所有的网吧，她玩飞车游戏，飙车时紧张得哇哇大叫，上QQ，认识了几个“很远很远的朋友”。她像画画一样，学会了写26个英文字母。
　　在她眼里，网上的世界，比女子宿舍的世界大多了，纯洁多了。但她不敢玩太多网上游戏，“那会让自己在现实里活不下去”。她迷上了神话题材的电影，人瞬间能成为“富人”，能获得很多种“武器”，能有无穷大的“力量”。她不相信灰姑娘，不相信一见钟情，她讨厌看韩国偶像剧，“太假太假了”。她爱玩网上一种结婚术的游戏，新人在一个叫巴岛的地方度蜜月，那里四面环海，开满桃花，“美极了”。
　　她伸出涂着绿色指甲油的食指和中指，做V状，比画着两个方向，“知道吗，我跟妈妈是两种人，我们走的是两种路，她属于那个宿舍，我不是！”
　　可瞬间，这个幻想着穿婚纱的姑娘就又堕入冰冷的现实。她饿了，她必须回到女子宿舍，跟妈妈一起吃饭。
　　“没办法，不留她，她就只能睡马路”
　　在女子宿舍里，老板娘“孙二娘”是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尽管她抠门得厉害，为了省电，她8点半就嚷着熄宿舍灯。她的口头禅是：“拿钱来！”手机充电一次五毛，洗衣机转一次两块。冬天楼下市场上的人冻得受不了，来屋子暖和一会儿，她伸手要“一元钱”。她像守财奴一样，四处捡旧衣服，鞋子，堆在自己的小屋，隔上一段时间，在宿舍开一次展销会，三块五块卖给住客……
　　可很多人还是喜欢这个离了婚的泼辣女人，她常带领女人们一起打当日的短工，干活儿时，她把力气最弱的女人安排在自己旁边，照应着，回到宿舍坐床头给大伙儿分钱。
　　女人们常常为争水、抢马桶、丢了镜子这类小事争吵不休，老板娘就像“太平洋警察”一样，主持公道，平衡中间的关系。她的目的是“让所有的住客留下来”。
　　这段时间，上面查身份证很严，屋里的一个精神病人没有身份证，被老板娘赶了出去，第二天，看她睡在马路边，老板娘又把她“捡回来”。
　　“没办法，不留她，她就只能睡马路。”老板娘说。
　　老板娘看得很清楚，这个宿舍的绝大部分女人是没有出路的，她们被亲人抛弃、无房无地、年老色衰、没有技能、没有社会保障，有的出现精神问题，她们仅剩的是，日渐稀薄的力气。
　　她早就想好了这些走不出去的老女人最后的路：给救助站打电话，给110打电话。
　　可14年来，许多人根本等不到老板娘打电话。一个又病又老的妇人，从宿舍下楼，坐在劳动力广场的马路牙子上，等活儿干，等着等着就歪下去，死了。老板娘让警察带走了她。她的床铺，连床单都没有换，很快又住进了新客人。
　　5年间，有几个老弱病残的女人出现在戚小光的镜头里，可一两次后，再也没出现过。戚小光找了很久，等了很久，再也找不到了，“也许她们有人不在了。”戚小光声调悠长地说。
　　眼睛越来越差的宋淑文也想过死。她甚至想好了要买很多很多的安眠药，跟老板娘告别后，到外面找一个角落“永远地睡去”。可就在她坐在楼下马路边等活儿等不到，这个想法越来越强烈时，一个路过的年轻小伙递给她两个菜包子，她一下子觉得“天都亮了，要好好活下去”！
　　晚上，女人们也会在宿舍唱歌，唱《小荷包》、《十五的月亮》，唱过时很久的老歌，有人会像《二人转》里一样转手绢，在狭小的过道跳交际舞。她们为“毛泽东时代到底好不好”的话题争论一个晚上。
　　她们自嘲“脚下的布鞋，与开奥迪的雇主穿的布鞋一样，养脚”。她们希望“像赵本山一样，唠唠嗑也能赚钱”。
　　她们也说女人间的私房话，宿舍有姐弟恋，大家会笑她“武则天，老有魅力了”。
　　拍着拍着，女人们在笑，镜头后的戚小光却鼻子发酸，他觉得，这群“我们认为没有希望的女人”，坚强地活着，“太了不起了”。
　　让他最动容的事情之一，是住在宿舍里的女人们“显摆”的样子。有人对吃的挑三拣四，嫌弃这个不好吃、那个不好吃；有人把300元钱买的手机说成值1000元；有人打工回来散一圈烟，装着很大方，或者不停地打电话、接电话，很忙碌的样子。
　　“这是她们捍卫尊严的表现。”戚小光说，“就像你我一样。”
　　“纪录片他妈的真残酷”
　　宿舍里还住着两位不用付房费的成员——一只被称作“企鹅”的鸭子，一只爱吃火腿肠叫“笑眯眯”的黑猫。
　　在这个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的世界，它们成了住户们的精神支柱。鸭子的主人穿3元钱一件的衣服，却花10多元钱买了一个包，把鸭子装在里面。一天中，她最幸福的时光是，她吃一口柿子，鸭子吃一口。有人来串门，说“炖了鸭子吧”。这个女人大声说：“还是先把我炖了！”
　　不过，戚小光的镜头里很少有这样的“花絮”画面。他的镜头似乎总是在等待更残酷、更真实的东西出现。
　　终于有一天，他正在拍摄，屋里的两个女人打起来了，越打越厉害，等他过去阻拦时，已经来不及：一个人突然拿出刀刺中了另一个人的腹部，瞬间血流如注。他把女人抱起来，跟老板娘一起把她送往医院，这个受害者最后脾摘除。他留下了3000元的医药费。
　　那一夜，他身心疲惫，内心充满了自责，惭愧，“如果我不为了镜头，早点跳出来，也许那女人不会挨上那一刀”，他跟做纪录片的同行朋友抱怨：“纪录片真他妈的残酷，我他妈的废了！”
　　镜头捕捉了这场流血事件，可有些事件，“不流血却比流血更痛”，这不全是镜头能捕捉的。
　　宿舍住着一些无事可做的女人，她们从不打工，她们对着过道里拿透明胶粘着的一面大大的破镜子，浓妆艳抹，她们只想在楼下熙熙攘攘人群里，找个有钱的“饭票”男人，嫁掉。
　　这个狭小的宿舍充满竞争，年轻女人给年老女人的“男朋友”一块西瓜，年老者就会认为年轻人要抢走她的“老头”，一通大骂。有的年老女人几个月没吃一口菜了，却舍得去温州人开的美容院，花50元文两道黑黑的弯月眉。
　　他们眼里，这里没有爱情，“柴米夫妻，没柴没米怎么做夫妻。”末了，他们会住到阳台那个每天7元的“夫妻间”。
　　说到底，“夫妻间”就是一个布帘子隔开的双人床，床上有封面起卷儿的《上海的爱情魔方》、《一只老鼠的艰苦奋斗史》，和几本武侠小说。
　　打开戚小光的录影带，就能看到一个男人对着镜头说：“女人，在我眼里，就是一身肉！”
　　“喔！那多像我的母亲、姐妹、外婆、姨妈！”
　　张燕秒还记得自己第一次面对戚小光的机器，抱着脑袋四处逃的样子。后来，她一边手撕烧鸡，拿啤酒瓶子喝酒，一边对着镜头流泪，说自己的新年心愿。
　　老板娘也常说自己的心愿。她希望戚小光资助她，改造这个宿舍，把所有的床、褥子都换掉，墙要刷上那种淡淡的苹果绿，地上铺上光滑的瓷砖，养上几盆花——像真正的“女人的宿舍”。
　　她抱怨生意远不如以前了。1996年，这个靠摆烟摊讨生计的离婚女人在劳动力广场开了第一家旅馆，第一晚只来了2个人，第二晚上6个，第三晚上10个。10天后，生意出奇地好。人多到拿啤酒箱子搁床板睡，起夜上个厕所回来都没地方了。那时农村苦，出来打工的人多，胡同里全是找工作的人，“苞米两毛一斤，猪肉2元多一斤，贱得厉害！”
　　最近几年，农村好过些了，打工的少些了。附近一下子又开了20多家旅馆，一楼好门面的都改造成了“时尚旅馆”，带电视机的一天30元，带电脑的40元。这让她“腹背受敌”。
　　起初，看着戚小光的机器总在她宿舍晃来晃去，她也抱怨“整这玩意儿干啥，不如给大伙儿找活儿干”，时间久了，她和张燕秒一样，对着镜头，就像对着老友的眼睛。
　　她们坐在床头，说自己活得多么“不得意”、多么“埋汰”，给女儿的嫁妆只能是“充充话费”。新年那天，还有人在镜头里说了“新年快乐”！
　　5年来，戚小光在这个片子里越陷越深。冬天零下30摄氏度，为了拍她们出门打工前忙碌的场面，他把5斤重的机器揣在大衣里，5点钟坐最早一班公交车，穿过松花江来宿舍拍片。这些女人对着镜头伸懒腰，打哈欠，穿衣服，解裤带看钱，刷牙，涂口红……
　　他请这里的人吃饭，给小芳生活费，帮她找工作，希望她走出这个宿舍；他给生病的人买药、看病；儿子高考出成绩的那天，他还在女子宿舍忙活……
　　有一年的年三十，他给老板娘钱，让她做一大桌子菜给大家过年。尽管他很清楚，他“干预”了镜头，这是拍纪录片的禁忌，但他没办法只拍她们吃馒头就咸菜的场面：“那画面太残酷了。”
　　随着戚小光的纪录片素材越拍越多，女子宿舍也在慢慢变化。
　　前年，老板娘在女子宿舍旁边租房子，又开了家“男子宿舍”，4元一天。女子宿舍的价格，则提到每天3元。
　　如今，老板娘决心用一生所有的积蓄把宿舍买下来，“要把宿舍开到自己80岁”。旁人说，这个精明的商人赌的不是房价，而是赌这群人不管怎样，也走不出这里。
　　几乎每个人离开这里时，都信誓旦旦地说“再也不回这个‘猪圈’了”，可不用多久，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又会回到这里。甚至有人出嫁了，跟丈夫吵了架，还会再回这个“娘家”住几晚。
　　如今，戚小光正在进行纪录片的后期制作，他早早想好了“尾声”，那是“一个让人放心的交待”，而不是“彻头彻尾的悲剧”。
　　他要把这个片子“献给中国的农民工”，他希望片子在工地的脚手架前、工棚里，坐满农民工的露天电影院里放映，他希望每个看到片子里的人，产生共鸣：“喔！那多像我的母亲、姐妹、外婆、姨妈！”
　　“我一定会躲在银幕边，大声地笑，这比得什么奖都欣慰！”说这些时，戚小光笑出了声。